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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论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完善(法学杂志)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8-02 02:43:00 发布人:admin

论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完善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视角

赵秉志 袁彬

【作者简介】赵秉志、袁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0年第12期

内容提要:刑法中的特殊群体,主要是指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群体。同时,孕妇、新生儿母亲、精神障碍人等也应属于刑法中特殊群体的范围。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存在着立法对象单一、没有涵盖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立法内容分散、从宽制度不成体系,从宽力度有限而有待加强等缺憾。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从多个方面完善了未成年人的从宽制度,并首创了新中国刑法中的老年人从宽制度。以此为基础,我国应当完善特殊群体从宽的立法模式,增设“特殊群体的刑事责任”专章,同时扩大特殊群体的范围,并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制度。

关键词:特殊群体;《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立法模式;适用范围

一、前言

刑法中的特殊群体,主要是指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群体(俗称“一小一老”)。同时,孕妇、新生儿母亲、精神障碍人等也应属于刑法中特殊群体的范围。受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特殊群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通常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一般的犯罪。为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关于特殊群体(尤其是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制度。一些国际条约也强调了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包括犯罪处罚从宽的要求。与此相比,我国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犯罪的从宽制度还相当不完备。正因为如此,我国2010年8月23日提交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制度增补了新的规定并创设了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制度,从而显著完善了我国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不过,与我国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犯罪从宽的现实需要和国际标准相比,《草案》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现状及缺憾

当前,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制度,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制度刚刚在创建中,整个从宽制度的对象比较单一,从宽制度的立法模式、从宽力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现状

刑法意义上的特殊群体目前在我国主要是指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针对这两类特殊群体,我国有着不同的立法和司法安排。其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既有立法规定也有司法体现,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则只有司法体现而尚无立法规定。

1.针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制度

针对未成年人,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了三个方面的从宽。这主要包括:一是关于未成年人无刑事责任年龄和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即只有年满16周岁的人才一概地对所有犯罪负刑事责任,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八种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不满14岁的人不承担刑事责任;二是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从宽处罚的规定,即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三是关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一概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以此为基础,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的具体做法,并有所拓展。其内容不仅包括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抢劫、寻衅滋事、盗窃等行为的定罪从宽,而且还包括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减刑、假释等刑种和刑罚制度的适用从宽。[①]

2.针对老年人的从宽制度

与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制度有明确的立法规定不同,目前我国刑法中尚无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的规定。不过,考虑到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特点,同时也为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老年人犯罪也普遍采取了从宽的做法。对老年犯罪人尤其是对高龄老年犯罪人在刑种和刑罚制度的适用上可以适度从宽。对此,2010年2月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1条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犯罪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虽然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它反映和确认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老年人犯罪的长期做法,是有关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实践经验总结,具有积极意义。而在此之前,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逮捕和不起诉的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老年人的从宽精神。

(二)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缺憾

总体而言,我国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从宽的立法和司法还存在一定的缺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具体来看,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缺憾主要体现在:

1.立法对象单一,没有涵盖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关于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犯罪从宽的做法,但是在立法上,我国现行《刑法》仅规定了一类特殊群体即未成年人,而没有规定老年人等其他特殊群体犯罪的从宽制度。这种立法对象的单一,会导致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对其他特殊群体不公平。从根据上看,老年人等其他特殊群体也具备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几乎所有理由,如刑事责任能力的降低、人道主义的要求、不违背刑罚目的等。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典仅对未成年人而不对老年人等其他特殊群体犯罪从宽处理,有失公平。第二,不利于我国对相关国际公约的贯彻。这在死刑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第3条规定,对孕妇或新生婴儿的母亲不得执行死刑。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1989/64号决议通过的《对保障措施的补充规定》第3条规定:“在量刑或执行阶段停止对弱智人与精神严重不健全者适用死刑。”此外,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在1989年5月24日及1996年7月23日通过的决议中,均倡导和要求成员国应在刑法中规定可判处和执行死刑的最高年龄,超过这一年龄便不得判处和执行死刑,并将之作为限制死刑的措施之一。[②]在此背景下,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对老年人、新生儿母亲等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包括免死),显然不利于相关国际公约在我国的贯彻。

2.立法内容分散,从宽制度不成体系

就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从宽制度而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在立法模式上采取的是分散式立法。虽然这种立法具有操作简便的优点,但是从实现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目的的角度审视,它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第一,受一般刑法条文的约束,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在分散式立法中往往无处安置,如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宗旨、政策等规定在分散式立法模式中难以得到合理的体现。第二,立法过于分散、不成体系,不仅难以有效地发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功能,而且容易造成内容的缺失和法条设计的不协调,进而容易影响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制度的完备性和科学性。[③]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分散式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仅靠几个条文很难把少年刑法制度的众多内容规定详细、系统,于是,不得不借助司法解释或者判例等,对相关刑法条文进行细化或补充。这种立法模式弊病很多,是比较原始的立法模式”。[④]“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不仅与未成年人司法发展的国际潮流不相符合,而且也不利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⑤] 因此,为了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充分发挥刑事立法的功

能,应当改变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分散式刑事立法模式。

3.从宽力度有限而有待加强

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制度,老年人仅仅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酌定从轻情节,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对其只能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判处刑罚,其从宽的力度显然非常有限。不过,即便是对于已经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的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制度,其从宽的力度仍显不足。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未成年犯罪人仍然可以适用无期徒刑。未成年犯罪人毕竟尚未成年,可塑性大,较易改造。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即便在执行中对其减刑、假释,也至少要执行10年以上。这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改造是极为不利的。[⑥]

第二,针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太少。非刑罚处置措施的恰当适用不仅可以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而且还可以提高刑罚的教育改造效果。但是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规定得太少,一些适用于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又不具有针对性,不利于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第三,未成年犯罪人依法可以构成累犯。累犯是我国刑法的一项从严制度。未成年犯罪人由于其身心发育不成熟,反复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大,而一旦成立累犯,按照我国1997年《刑法》的规定,将要承担非常不利的法律后果。

第四,没有放宽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的条件。虽然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的从宽规定,但是从立法上看,我国未成年犯罪人只能和一般成年犯罪人一样适用缓刑、减刑和假释制度。刑事立法没有在刑罚从宽制度上体现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宽和与保护。

第五,没有专门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消灭制度。我国存在赦免和追诉时效两种刑罚消灭制度,但是这两种刑罚消灭制度都是针对所有人的,并没有从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角度对刑罚消灭制度进行专门设计,如没有在追诉时效上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时效短于成年人犯罪的追诉时效,也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后经过一定时间后可以消除其犯罪记录的前科消灭制度等。

三、《草案》关于特殊群体从宽的规定及争议评析

《草案》是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重要刑事立法,其中有多项关于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从宽的规定。这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草案》关于特殊群体从宽的规定

从内容上看,《草案》关于特殊群体从宽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针对未成年人的进一步的从宽规定

针对我国1997年《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从宽规定方面存在的不足,《草案》从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完善:

一是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成立累犯。《草案》第6条在《刑法》第65条第1款规定的累犯基础上,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增加规定为不成立累犯的范围。

二是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强化缓刑的适用。《草案》第11条第1款前半段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人民法院认为其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应当宣告缓刑。”这意味着,对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缓刑的条件就必须适用缓刑,而不是“可以”适用。

三是对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草案》第1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这实际上是免除了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部分前科报告义务。

2.针对老年人的从宽规定

为了弥补我国刑法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制度的欠缺,《草案》从三个方面首次创建了新中国刑法中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制度:第一,规定了老年人犯罪的一般从宽原则。《草案》第1条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二,规定老年人免死。《草案》第3条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第三,规定老年人犯罪适用缓刑从宽。对此,《草案》第11条第1款对老年人犯罪适用缓刑作了和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相同的规定,即只要符合缓刑的条件,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就应当宣告缓刑,而非“可以”宣告缓刑。

《草案》关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从宽的上述规定,是对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从宽一面,完善刑法中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而且有利于更好地体现我国刑法的文明和人道主义,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二)《草案》关于特殊群体从宽规定的争议及评析

《草案》关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从宽的规定,在立法审议和征求意见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争议,其中争议的焦点是对老年人从宽暨免死的规定。这具体体现在:

1.关于对老年人犯罪应否从宽或者免死问题

对此,有观点提出,对老年犯罪人从宽处罚或者免死违背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刑法的规定对所有的人都应该一样,对老年人犯罪不应从宽或者免死。笔者认为,这一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一方面,适用刑法人人平等指的是司法上的平等,不包括刑法立法上的平等。事实上,立法上要做到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由于生理的衰退和心理能力的降低,老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与一般成年人相比,会有所减弱,有的还是严重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对老年犯罪人从宽或者免死本身符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实际状况,具有合理性。虽然实践中也可能出现个别老年人犯罪能力很强的情况,但是“立法机关主要针对那些具有普遍性、共性的、非常严重的现象来立法,而不能根据罕见的情况来立法,所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⑨[⑦]此外,矜老恤幼是我国自古至今刑事法律中的传统。自西周至民国,我国就一直有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的规定。现行刑法规定了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相应地,对于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人,也应该排除死刑的适用。

2.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或者免死的年龄标准问题

《草案》将老年人犯罪从宽或者免死的年龄设定为75周岁。对此,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公民的平均寿命是72岁,将老年人从宽或免死的年龄定75岁,将使得老年人的受益面过小,不合适。笔者赞同这种见解。从当前我国老年人的平均寿命(据统计,中国公民的平均寿命是72周岁)、中国人的退休年龄(目前我国男性为60周岁、女干部为55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老年人的心理能力变化(国内外均有调查显示,70岁以上老年人的认识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迅速下降 12)、《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该法将老年人的年龄设定为年满60周岁)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规定的老年人年龄是年满70周岁)的相关规定以及国际上关于老年人从宽处罚的年龄标准等方面看,我国应当将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年龄标准规定为“已满70周岁”。而且从实践的角度看,“多年来,年满70周岁的人,法院也不执行死刑”,将老年人犯罪从宽或者免死的年龄设定为年满70周岁也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具有实践根据。

3.关于老年人免死的立法模式问题

关于老年人免死的立法模式争论主要体现为对老年人免死是否应当有例外。对此,有观点认为,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中,有相当多的老年人有犯罪能力。对这些人一概免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应对老年人犯罪作一些例外规定,即在一般情况下,对老年人可以免死,但老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罪的除外。不过,我们认为,从世界上对老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来看,对犯罪的老年人都是一概免死而无例外之规定。而从联合国有关文件的倡导和《美洲人权公约》的相关规定看,也是要求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犯罪人不得判处死刑,并无例外。借鉴上述国际立法经验,并考虑到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特点及刑法立法应面向普遍与一般情况之特性,在未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对老年人犯罪应设置为一概免死,而不设置例外不免死刑之规定。此乃方案之一。当然,鉴于立法审议和社会讨论中一些人对老年人免死制度设立后万一发生重大罪案无法予以严惩的担忧,以及他们提出的可在老年人一般免死制度下设置例外规定之建议不无道理,为了堵塞他们所说的法律漏洞,同时又有助于老年人犯罪免死制度的顺利建立,也可以考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规定“已满70周岁的老年人犯罪,一般不适用死刑,但是造成多人死亡的极其严重的犯罪除外。”当然,如果作此例外的规定,则更应将老年人免死的年龄标准降为70周岁。

四、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尽管《草案》关于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有了新的充实性的规定,不过,从构筑一个科学、完善的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角度看,我国还应对特殊群体从宽制度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

(一)关于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立法模式的完善

当前,关于特殊群体从宽制度,我国现行《刑法》和《草案》采取的是一种分散的立法模式,只有一些分散的立法规定。这显然不利于构建一个科学、完善的特殊群体从宽制度。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我们认为,在立法模式上,我国应当考虑在《刑法》总则中设立“特殊群体的刑事责任”专章。这是因为,第一,设立“特殊群体的刑事责任”专章可以将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分散规定集中在专门的一章中,有利于保证我国刑法结构的完整。第二,设立“特殊群体的刑事责任”专章,有助于通过刑法典的地位保证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权威性,并有利于相关刑法规范的宣传。第三,设立“特殊群体的刑事责任”专章,通过集中规定未成年人、老年人、新生儿母亲、孕妇等群体的从宽,便于刑法相关条文之间的对照、比较,从而有利于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当然,由于设立“特殊群体的刑事责任”专章涉及刑法结构的重大调整,不仅要增加、移动或者修改相关的刑法条文,而且还要调整《刑法》总则的篇章结构,因此宜在全面修订《刑法》时进行。不过,在全面修订《刑法》之前,采取在修正案中增加或者修改相关条文的方式建立和完善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折中方案。

(二)关于特殊群体从宽制度适用范围的完善

关于特殊群体的范围,虽然《草案》将其扩展到了老年人,但总体上看,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目前仍然只涵盖了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范围比较狭窄。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特殊群体从宽的普遍做法和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看,我们认为,我国应当逐步适当扩大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适用对象范围,进一步将孕妇、新生儿母亲、精神障碍人等特殊群体纳入其中。事实上,将这些特殊群体纳入我国刑法关于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范围,既符合这些群体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也有利于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要求,促进社会和谐。为此,我国应当加强对孕妇、新生儿母亲、精神障碍人等特殊群体从宽的研究,积极推动相关立法的逐步完善。

(三)关于未成年人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关于未成年人从宽制度,在现行《刑法》和《草案》规定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我国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完善未成年人有关刑种限制适用的规定。具体包括:限定对未成年人适用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禁止或原则上禁止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禁止对未成年犯罪人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并限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等。第二,完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置措施,重点采取教育措施或者其他对未成年人有特定矫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减少刑罚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心理烙印,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第三,适当放宽未成年犯罪人减刑、假释的条件,积极促进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化,帮助其迅速融入社会。

(四)关于老年人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关于老年人的从宽制度,在《草案》规定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我国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进一步完善:第一,增加规定老年人犯罪不成立累犯。《草案》只规定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成立累犯,而没有规定老年人犯罪不成立累犯。为了进一步体现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罚,我国应当增加规定老年人犯罪不成立累犯。第二,限制对老年人犯罪的无期徒刑适用。作为一种非常严厉的刑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老年人至少要被关押十几年的时间,很多人将可能老死狱中,有违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我国应当限制对老年人的无期徒刑适用。第三,适当放宽对老年人犯罪适用减刑、假释的条件。《草案》强化对老年人犯罪的缓刑适用,但没有针对老年人的专门的减刑、假释规定。为了积极促进老年犯罪人早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我国应当适当放宽对老年人犯罪的减刑、假释条件。第四,增加规定专门针对老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在减少对老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同时,积极提高对老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的效果,实现对老年犯罪人的人道处遇,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晚年幸福。

五、结语

由于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特殊群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有别于一般的成年人,应当在刑法上予以从宽。但值得指出的是,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并不完全是一个刑法问题。这是因为,作为特殊群体从宽制度基础的刑法人道主义、刑罚目的观念等都与我国社会、文化和观念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当全社会都树立了一种以人为本、尊重人权、注重人道的良好风尚和对刑罚目的、刑罚功能的理性认识时,我国才能以此为基础真正建立起一整套科学、合理的特殊群体从宽的刑法制度,并进而积极推动我国刑事法治的现代化、人道化和国际化发展。

(责任编辑:付 强)

[①]参见2005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②]赵秉志:《关注老年人犯罪应否免死问题》,载《法制日报》2010年10月27日。

[③]赵秉志、袁彬:《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与完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3期。

[④]牛忠志、姚桂芳:《中外少年刑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载《政法论丛》2004年第12期。

[⑤]赵秉志:《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三)》,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

[⑥] 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⑦] 参见庄永康:《一名记者对刑法修改的14个追问–––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周光权详尽作答》,载《检察日报》2010年8月30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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